一
拆遷款到賬那天，我在家庭群里看到一條消息。
“爸媽說了，380萬，全給小弟買房結婚。”
大姐發的語音，聲音發飄，像在說一個笑話。
我盯著屏幕看了十秒鐘，然后把手機扣在桌上，繼續看我們公司500萬合作項目。
剛升了技術總監，手頭事情多，沒空。
我沒回消息。
不是因為大度，是因為我知道，回了也沒用。
我叫周遠，今年三十二歲，家里排行老二。
上面有個大姐周芳，下面有個小弟周浩。
周浩比我小五歲，今年二十七。
在我們家，“老二”這兩個字，從來就不是一個位置，而是一種宿命。
二
我出生在南方一個三四線小城。
父親周國強在建筑工地當包工頭，母親劉秀蘭在超市做收銀員。
家里條件一般，但供三個孩子讀書，勉強過得去。
問題的關鍵從來不是錢，是人。
從我記事起，母親嘴里最多的一句話就是：“你是哥哥，要讓著弟弟。”
周浩比我小五歲，生下來的時候瘦得像只貓。
我媽心疼得不行，抱在懷里舍不得撒手。
我爸也是，頭一個兒子他沒趕上（大姐是老大），周浩是他第一個親手抱到的兒子，稀罕得跟什么似的。
我呢？
我媽懷我的時候，正趕上計劃生育最嚴那幾年。
她是躲到鄉下外婆家生的我，生完就被罰款，家里窮了好一陣。
后來我爸常說：“**生你，罰了八千塊。生你弟的時候**松了，一分錢沒罰。”
八千塊。
他說這話的時候是笑著的，像個玩笑。
我也跟著笑。
但我心里一直記得這個數字。
不是因為錢，是因為他覺得這件事可以當笑話講。
小時候的細節，我現在想起來，就像看一部別人的悲劇電影。
每幀畫面都清晰得刺眼。
周浩三歲的時候，想要一個變形金剛。
我爸從縣城買回來，花了八十塊。
八十塊在九幾年的小城，夠一家人吃一個星期的菜。
我那時候八歲，也想要一個。
我媽說：“你大了，別玩這些了。”
八歲，就大了。
后來我學會了自己做玩具。
用紙殼剪成槍的形狀，用橡皮筋綁著，能打紙彈。
我做了一把，周浩看上了，哭著要。
我媽二話不說，從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