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來有人問我，被辭退后的第一周是怎么熬過來的。
我說，靠恨。
靠一口咽不下的氣，靠一個睡不著覺的念頭，靠每次想要放棄的時候腦海里浮現的那張臉——張昊坐在主位上，翹著二郎腿，指著地面讓我跪下的那張臉。
那是我見過最丑陋的表情。不是憤怒，不是厭惡，而是一種居高臨下的、漫不經心的蔑視。就像一個人低頭看腳下的螞蟻，踩不踩都無所謂的那種漠然。
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表情。
被辭退的第二天，我從合租的三居室搬了出來。不是主動搬的，是二房東聽說我丟了工作，怕我付不起下個月的房租，當晚就讓我收拾東西走人。
“兄弟，不是我不幫你，實在是這行規矩就這樣。”二房東靠在門框上，一邊嗑瓜子一邊說，“你得罪了天盛的人，以后在這行肯定混不下去了。我可不敢留你，萬一連累我呢？”
我沒爭辯。收拾了一個行李箱和兩個蛇皮袋，在午夜十二點之前走出了那棟樓。
十二月的北京，凌晨氣溫零下八度。我拖著行李箱走了四條街，最后在一家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坐了下來。點了杯最便宜的咖啡，店員小姑娘看了我一眼，多給了我兩包糖。
“外面冷，多喝點熱的。”她說。
那是那一周里，我收到的唯一一點善意。
天亮之后，我找到了新的住處——豐臺區一棟待拆遷的**樓，一個老鄉介紹的。說是住處，其實就是一間還沒來得及拆的舊屋子，沒有暖氣，沒有熱水，窗戶玻璃碎了兩塊，用硬紙板糊著。月租兩百塊。
房東是個六十多歲的老**，收錢的時候打量了我半天，最后說了句：“小伙子，你是不是攤上什么事了？”
我笑了笑沒說話。
搬進去的第一晚，我在那張嘎吱作響的鐵架床上躺了一宿，蓋著從舊貨市場二十塊錢買的軍大衣，聽著隔壁拆遷工地的野貓叫了一整夜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找了份日結的活——在快遞分揀中心搬貨。從晚上六點到早上六點，十二個小時，一百八十塊錢。火不重，就是冷。倉庫是鐵皮搭的，四面透風，夜里的風灌進來，能把人的骨頭凍酥。
但我沒得選。
簡歷投出去了四十七份，全部石沉大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