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起的味道。

但沒有人抱怨。

因為外面的炮聲一夜沒停。

我縮在食堂的角落里，背靠著冰涼的墻壁，聽著遠處的爆炸聲，一夜沒合眼。我的腦子里不停地轉著同一個念頭：三天，不對，兩天。兩天之后，城門會破。然后這里會變成地獄。

我應該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

我想了一夜，什么都沒想出來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十二月十日，馬吉牧師一大早就把我從角落里拽了起來。

“跟我走。”他說。

“去哪？”

“去醫院。”

金陵大學醫院在城北，是一棟兩層高的灰色磚樓。我們到的時候，醫院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。不是看病的人，是傷員。

我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多傷員。

擔架排到了街角，上面躺著的人有的沒了胳膊，有的沒了腿，有的臉上被彈片削掉了一半，露出白森森的骨頭。紗布不夠用，很多人只用破布條裹著傷口，血把布條浸透了，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。地面上的血已經積成了一個個小小的血洼，**在上面嗡嗡地飛。

馬吉牧師在醫院里忙了一整個上午。他搬運擔架，幫忙按住傷員，用他那口生硬的中國話安撫每一個驚恐的病人。他身上的黑色大衣很快就被血浸透了，但他像是沒注意到一樣，來來回回，一刻不停。

我不敢看那些傷員。我不敢看那些斷掉的肢體，不敢看那些露出來的骨頭，不敢看那些疼得把嘴唇都咬爛了卻哭不出聲的人。我站在醫院門口，低著頭，盯著自己的鞋尖，假裝自己是一根木頭。

然后我聽到了一個聲音。

一個女人的聲音。

很輕，很虛弱，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才擠出那幾個字。

“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”

我抬起頭。

擔架上躺著一個年輕的女人，臉上全是血，頭發被血粘成一綹一綹的。她的肚子高高隆起，大概有七八個月的身孕。她的眼睛睜得很大，里面全是驚恐，雙手在空中胡亂地抓著。

“我的孩子呢？”她又問了一遍。

一個護士跑過來，握著她的手，輕聲說：“孩子沒事，孩子沒事。你先躺好，醫生馬上來。”

那個女人好像沒聽見一樣，還是在不停地問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