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沈硯，今年三十八歲。
認識我的人都喊我沈總，或者老沈。我在城北建材市場有一家鋪面，后來做大了，搬到開發區，三層樓的展廳，后面帶一個五千平的倉庫。**三個省的瓷磚和衛浴品牌，手下管著百來號人。生意場上提起老沈，都知道這個人話不多，但辦事靠譜，說一不二。
沒有人知道我是女人。
這件事說起來很長。打小我就跟別的姑娘不一樣。別的小姑娘抱著洋娃娃過家家，我在院子里拿樹枝當劍耍。別的小姑娘扎辮子穿花裙，我求我媽帶我去理發店推了個平頭，回來被院子里的小孩喊了一個暑假的“假小子”。我媽愁得不行，帶我去市里的大醫院看，掛了專家號。那專家是個頭發花白的老**，問了我很多問題，又讓我畫了幅畫，做了些測試，最后把我支出去，關起門來跟我媽談了很久。
回去的路上我媽一句話沒說，眼睛紅紅的。到家以后她把我叫到跟前，說硯硯，醫生說你沒毛病，天生的，不是你的錯。以后你想怎么穿就怎么穿，媽不逼你。
那年我九歲。九歲的我聽不懂“天生的”三個字背后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我媽不逼我穿裙子了，高興得一蹦三尺高。
后來慢慢長大了，我才漸漸明白自己跟別人的不一樣到底在哪里。初中的時候班上的女生開始偷偷討論哪個男生好看，把言情小說藏在課本底下看，看到男女主角接吻的段落就臉紅尖叫。我坐在旁邊，覺得她們像在說另一個世界的事情。那種感覺不是厭惡，也不是排斥，而是一種徹底的隔閡——就好像所有人都在討論一種你嘗不到的味道，你看著她們眉飛色舞地描述，心里知道那東西確實存在，但它跟你沒有關系。
高中有一個男生追過我。隔壁班的，長得白凈，打籃球，笑起來有兩顆虎牙。他給我寫了整整一個學期的情書，塞在我課桌里，用那種帶香味的信紙折成心形。我每一封都打開看了，看完又原樣折好放回去。不是不動心，是不知道該怎么動心。他的字寫得很好看，文筆也不錯，有一句我到現在還記得——“沈硯，你站在走廊上的時候，風把你的短發吹起來，我覺得整個操場都亮了。”
我當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