場后面都是一把刀。
“你哥說拆遷的事出了點問題。大姑不懂這些法律的事，但是大姑知道一個道理——一家人不說兩家話。”
“大姑，什么道理？”
“**走了，你哥就是你最親的人了。錢不錢的，一家人說這個傷感情。你一個女孩子要那么多錢干什么？”
兩千萬。
她說這叫“錢不錢的”。
“大姑，這錢不是我要的。是我爸給的。”
“**糊涂了！他老了腦子不清楚，做的決定不算數！”
我沉默了三秒。
“大姑，你跟我哥一起去查過我爸的腦子嗎？”
大姑愣了一下，馬上加大火力。
“你這孩子怎么說話的！**在天上看著呢！你們兄妹為了錢鬧成這樣，**能安心嗎？”
“大姑，我爸把房子給我的時候，您知道我哥每個月給我爸多少錢嗎？”
“五千塊！你哥跟我說的！”
“八百。”
“……什么？”
“八百塊。我有銀行流水。”
電話那頭沉默了五秒。
然后大姑換了個聲調。
“那也不能……這個事吧，總歸還是要商量的。你哥也不容易。”
我掛了電話。
兩天后，村委會給我打電話。
“周敏同志，你哥周建國來反映情況，說你的精神狀態不太穩定，他申請代管你的拆遷補償款。”
我笑了。
“精神不穩定？”
“他說你離過婚，一個人住，情緒不太好。還找了你大姑做證人。”
大姑做證人。
好。
“你們需要什么材料？”
“如果你精神正常的話，你可以提供相關——”
“我有公證書。產權變更公證。還有公證處的視頻。你們需要嗎？”
電話那頭停了一下。
“……公證書？”
“我爸2015年做的。公證處蓋章的。你們是要看原件還是復印件？”
對方沒再提“精神狀態”的事。
7.
那天晚上我回到鎮上的出租屋，把光盤找出來。
我沒有播放器。
去街口的打印店，老板幫我用電腦打開了。
屏幕亮了。
我爸坐在公證處的椅子上。
他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。
頭發白了大半。
背駝了。
他看著鏡頭，不太自然，手放在膝蓋上搓。
旁邊坐著一個公證員，年輕的小伙子。
公證員說：“周德順老人，現在開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