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我其實沒太在意。
婚后頭一年，她忙著接手集團新業務，日程表密得像一張沒留縫的網，我那時候真心覺得，做她的丈夫，理解她本來就是應該的。
后來次數多了，我才發現，不是因為她太忙。
是我這個人，在她那里，總有商量的余地。
我記得很清楚，那天是周五。
我提前半個月訂了城北那家私房菜，位置臨水，很難約，是為了補過我們的結婚紀念日。
紀念日當天她人在滬城出差，晚上十一點才給我打來電話，說抱歉，回來補。
我說好。
所以那天我特意提早結束工作，回家換了衣服，還把她喜歡的白玫瑰放在車后座。
六點二十，她的車還沒進地庫，我先接到了她的電話。
“硯廷，今晚可能去不了了。”
我站在玄關，手里還拿著那束花外面的包裝紙。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“季承回國，航班臨時提前，爸那邊和歐洲視頻會議走不開，媽又在慈善晚宴現場，沒人去接。”
她說得很快，像已經把所有輕重緩急排好了。
“你先去餐廳把位置留一下，或者改天，我回來跟你說。”
我沉默了兩秒，問她：“一定得你去？”
“他這次回來，牽著后面的合作，岑家不出面不合適。”
她頓了頓，又補一句。
“你最懂我，別在這種時候跟我計較，好嗎？”
這句話她說得太自然了。
自然得像我本來就該點頭。
我最后還是說了好。
然后一個人開車去餐廳，把花放在副駕，坐了二十分鐘，給經理打電話取消了那桌菜。
經理認識我，還特地問是不是岑總臨時有事。
我笑著說對。
那一瞬間，我甚至替她把臺階都鋪好了。
回家的路上，白玫瑰倒在座位上，花瓣壓皺了一角。
我看著前面的紅燈，忽然想不起這是第幾次。
好像每一次，只要是家里的事、公司的事、她父母的事、甚至季承的事，都能比我更要緊一點。
等我到家，岑母正好打電話來。
她語氣一貫溫和，先問我吃飯了沒有，接著像順手想起似的說，明晚家宴讓司機早點送我過去，見月估計又要晚到，讓我先幫著招呼一下客人。
我答應下來。
電話掛了，我坐在客廳里，突然覺得很安靜。
這個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