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操心家里的事。"父親說。

"這些年街道的每一筆賬我都管著，每一個商戶的問題我都處理過，去年還幫你擋掉了**部門的整改風(fēng)暴，現(xiàn)在你就這樣——"

我沒有繼續(xù)說下去，因為我知道再說也是白說。

那個周末，我沒有去見父親，而是選擇了遞交辭呈。

我告訴公司的董事長，我需要時間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，暫時不想成為合伙人。

他很遺憾，但也很理解。

一周后，我在**租住的公寓里收到了一份快遞——南城步行街正式的過戶文件。

律師已經(jīng)全部**完畢，程遠的名字現(xiàn)在赫然印在了產(chǎn)權(quán)證上。

我把文件放在桌子上看了整整一個下午，沒有打開過。

然后我做了一個決定：賣掉在成都的房子。

那是父親在我大學(xué)畢業(yè)時買給我的，一套110平的兩居室，位置很好，升值空間也很大。

中介很快就找到了買家，價格比我的預(yù)期還要高出十萬塊。

我沒有告訴任何人，直接簽了合同。

搬家那天，我只帶了一個行李箱和一些必需品，其余的東西全部留在了那個城市。

有些朋友問我為什么要賣房子，我沒有正面回答。

我只是說，我想去更遠的地方看看。

隨后的三年里，我沒有再回過成都。

父親偶爾會打電話來，問我在**的生活怎么樣，有沒有吃好飯，有沒有照顧好自己。

但我們都很默契地沒有提起過南城步行街，沒有提起過程遠，也沒有提起過那個改變了一切的雨夜。

我在**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接一些自由項目，收入不算太高，但足以支撐我的生活。

我交過兩段感情，都沒有走到最后，因為我總是在關(guān)鍵時刻選擇了逃避。

我告訴自己，這叫獨立，這叫放下。

但其實我知道，這只是一種精心偽裝的怨恨。

直到那個周二的下午，我接到了程遠的電話。

"哥，你得回來一趟。"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急促，有點像在抖。

"出什么事了？"我問。

"街道……街道**封了。"他支吾著說。

我當(dāng)時以為自己聽錯了，要求他再說一遍。

程遠用了十分鐘的時間，給我講述了整個事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