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當年那袋面摻了沙子。”
十二年后的春天，姑姑趙雪梅站在我家院門口，穿著一身筆挺的灰色中山裝，頭發梳得利落光亮，說這話時臉上沒什么神色，聲音平平淡淡，好像只是在講今兒個風不大。
我愣在那兒，手里的鋤頭一歪，差點砸到自己腳背上。
“你說啥？”我聽見自己開口，嗓子有點發顫。
趙雪梅看著我，目光里亂七八糟的，有點像同情，又有點說不上來，她沒再把那句話重復，只是從提包里摸出個牛皮信封，遞過來。
“里頭三百塊，你拿著。”
我盯著那個信封，忽然覺得十二年前那個晚上的冷風，又鉆進骨頭縫里去了。
這事得從1980年秋天說起。
我叫趙宇，十八歲，住在西安郊區趙家*，父親趙大山是個老實巴交的莊稼人，母親早幾年去世了，家里就剩我們爺兒倆，姑姑趙雪梅是父親的親妹妹，嫁去了城里，在市百貨公司上班，姑父孫建國是街道辦的干部。
那年月，能進百貨公司，還當上干部，在別人眼里就是有本事的城里人。
我們家窮，一年下來白面能吃幾頓就算不錯了，父親常叨咕，你姑姑有出息，咱少往人家門上跑，他嘴上這么說，可每回姑姑一家回村，他還是把家里能拿得出手的都翻出來。
1980年10月，城里整風，姑父孫建國被隔離**，姑姑也跟著被停職，消息傳到村里時，已經快晚上七點半。
父親蹲在門檻上，悶著頭一口接一口地抽旱煙。
“你姑父那膽子，小得跟耗子似的，能惹啥事？”他像是問我，又像自言自語。
我沒接話，我對姑父沒多大印象，只記得他每次來都穿著四個口袋的中山裝，說話慢吞吞的，看人時眼珠總愛往上翻。
“你姑家現在肯定難。”父親站起來，拍了拍褲腿上的土，“家里還有多少面？”
我愣了愣：“爸，咱就剩那半袋白面了，不到五十斤，是留著過年包餃子的……”
“裝起來。”父親打斷我，“全給裝起來。”
“那咱吃啥？”
“吃紅薯，吃苞谷*，餓不死。”父親從墻角拖出那個打過好幾層補丁的面口袋，“快點，天還沒全黑透，你給送城里去。”
我看著父親，心里明白他認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