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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說：“安安今天發燒，掛號、抽血、藥費是我付的。你能不能先問一句她怎么樣？”
任硯洲皺眉。
“孩子的費用我當然會轉你一半，你把票據拍給我。喬妍，我們不是早就說好了嗎，孩子也是兩個人的，誰都不能把責任推給誰。”
他每次說“責任”，語氣都特別正。
結婚第一年，我也被這種正說服過。
那時他剛升任財務經理，工資比我高一些。我在一家互聯網教育公司做數據分析，工作也忙，經常加班到晚上十點。
任硯洲提出AA時，說得很溫柔。
“我不想讓你覺得花我的錢就要看我臉色，也不想讓自己在婚姻里變成提款機。我們都獨立，所有公共支出一人一半，這樣最干凈。”
我當時覺得，挺好。
我見過太多因為錢吵架的夫妻。女人伸手要生活費，被丈夫嫌棄；男人承擔全部開銷，又把妻子的付出當成理所應當。我以為任硯洲的辦法至少公平。
于是我們建了一個共享賬本。
房貸，一人一半。
物業費，一人一半。
水電燃氣，一人一半。
買菜、紙巾、洗衣液、垃圾袋，一人一半。
連過年給雙方父母買禮物，也要分清是“共同人情”還是“各自人情”。
最開始我還會認真記。
哪怕只是在便利店買一盒雞蛋，也拍小票，錄金額，等月底自動結算。
任硯洲夸我：“你看，我們家從來不因為錢吵架。”
可我們并不是不因為錢吵架。
是所有吵架都被他提前裝進了表格里。
懷孕后，事情開始變得不一樣。
產檢費平攤。
營養品平攤。
嬰兒床平攤。
紙尿褲平攤。
我孕晚期浮腫，腰疼到夜里翻不了身，任硯洲把我送到醫院后，照舊提醒我：“掛號費別忘了錄。”
我生安安那天，剖腹產麻藥退了，整個人像被劈成兩半。他坐在病床邊，拿著手機算賬。
“住院押金我付了一萬，后面醫保報銷下來再調整，你現在先轉我五千。”
我媽在旁邊聽得臉都白了。
她想說話，被我用眼神攔住。
因為我還在相信。
我對自己說，任硯洲不是小氣，他只是習慣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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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不計價的那一半
真正讓我第一次覺得不對，是安安六個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