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，在那些我“犯糊涂”早睡的夜晚，我總是能精準地錄下陳國棟在陽臺上跟林麗黏糊糊的**，以及蘇夢瑤和陳昭陽在客廳里壓低聲音算計這套房產的竊竊私語。我把這些丑陋的聲音轉錄成文字，存進加密U盤，跟那張流水單一起，扔進了銀行的保險箱。
單有物證還不夠，審判臺上坐久了，難免有盲區。
開春那陣子，我翻出孫女念念換下來的舊手機，用備用號注冊了幾個法律咨詢平臺。我換了三個匿名身份，找了三位不同領域的執業律師，把手里的證據拆解開來交叉咨詢，直到確認每一個環節在最新的司法解釋下都滴水不漏，我這顆心才算徹底落定。
但當我咨詢到第三位律師時，對方問了我一個問題：老**，您查過自己的征信報告嗎？現在冒名貸款的案子太多了，老人是重災區。
這句話像一根針，精準地戳在了我忽略的盲區上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借口去社區活動中心聽健康講座，繞道去了****的征信中心。排隊打印了一份自己的個人信用報告。
薄薄幾頁紙，我站在大廳的角落里，從頭看到尾。
2024年11月，我在******公司**了一筆五十萬的信用貸款，期限三年，目前尚有三十七萬本金未還清。
放款記錄上，借款人一欄端端正正印著我的名字和***號。
但我這輩子，連一張貸款申請表都沒親手填過。
所以那份表上簽字的周硯秋，一定是另一個周硯秋。
我把報告折好，放進包里最深處。回家的路上，我順道去銀行保險箱，跟那張流水單、那幾個U盤放在了一起。
陳昭陽，這是你給自己親手打的第二口棺材釘。
萬事俱備，就差他們自己往坑里跳了。
果不其然，2月底，蘇夢瑤終于按捺不住，打著“帶媽做個全面體檢”的幌子，把我哄進了市三院的神經內科。
接診的胡醫生四十來歲，跟蘇夢瑤說話時眼神亂飛，一看就是熟人串通好的局。
做認知評估時，胡醫生的手法拙劣得讓我這個老法官在心里發笑。他拿著筆，狀似隨意地問：“老**，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嗎？是2025年對吧？”
他在故意下套，引我順著他的錯誤年份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