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9月17日（星期一）陽光裹著梧桐葉的清香，漫過上海機電工業學校的食堂空地。

“到！”

我攥著新生報到單，胸腔里的顫音順著這聲應答飄出去，撞在宣傳欄“歡迎新生報到”的紅紙上。

一百零八個學生歪歪扭扭地站著，像剛從布口袋里倒出來的棋子。

負責點名的是楊光亮老師，72屆留校的，袖口還沾著點粉筆灰，筆尖劃過花名冊的“沙沙”聲里，滿是新鮮勁兒。

他念一個名，就有一聲應答從人群里冒出來，有的脆生生，有的悶乎乎，成了我對這所學校的第一份聽覺記憶。

我被分到一班，和二班的同學湊成兩撥，恰似兩副拆封的撲克牌。

學生大多是78屆的應屆生，也摻著一些75、76屆的歷屆生。

男生占了大半，愣頭青的闖勁像寫在臉上的***數字，首來首往；女生少些，穿的確良襯衫的模樣，倒像“老人頭”包包般透著秀氣。

這些新同學個個都藏著故事。

有從農場回來的男生，褲腳縫里還卡著草屑，說起割稻子能從育苗講到揚場，唾沫星子都帶著稻香；市郊插隊回來的女生總揣著一塊粗布手帕，擦汗時抬眼，眼里盛著的全是鄉野的風；還有一個從百貨公司來的，撥算盤的手指比老師還靈活，柜臺前的趣事信手拈來；房管局的木匠師傅更神，捏著鉛筆就能在紙上畫出榫卯結構。

當然，更多的是和我一樣，沒踏過社會門檻的應屆生。

我們像百貨商店貨架上的瓶罐，有的裝著甜酒，有的盛著陳醋，誰也不知道彼此的滋味，卻要一起熬過七百多個日夜。

陌生的校舍蒙著一層磨砂玻璃似的朦朧，連空氣里都飄著“未知”的甜香——這香味絕不是身后食堂飄來的，那是帶著油煙氣的咸香，而是裹著青春的清甜味。

校舍緊張，宿舍借在隔壁廠子弟學校。

每個房間八張上下鋪擠在屋里，轉身都得側著腰，活像撲克牌的硬殼包裝。

楊老師說只是暫時的，我倒覺得擠著熱鬧，夜里分餅干吃，連此起彼伏的打呼聲都能湊出節奏。

報到那天最奇的，是撞見兩個“另一個我”。

一個姓陸的男生，身高體型連眉眼都和我如出一轍，站在一起活像卵生雙胞胎，我盯著他看時，他也正**頭笑，不知以后老師會不會把我們叫混。

更巧的是輝輝，校門口偶遇時就覺得眼熟，進了校門才發現，我們穿的竟是同款米色襯衫配黑褲，只是他穿布鞋，我穿皮鞋。

可惜，他倆都分在二班。

興奮像剛開蓋的“正廣和”潔子汽水，氣泡首往腦門上冒；可擔憂也真切，怕功課跟不上，怕和同學處不來，更怕這兩年光陰嚼不出滋味。

我知道，那個總在路燈下背《漢語成語小辭典》的中學生，己經留在校門之外了。

我掏出嶄新的日記本，筆尖落在第一頁。

記下來，記陽光正好的午后，記那個穿白襯衫的男生和著學生裙的女生，記那些男女連抬頭對視都要鼓足勇氣的瞬間。

老話說：“油罐子掏干煎豆腐——不惜一切代價。”

或許這是我最好的注腳。

耐著性子熬，把日子的細枝末節都熬進筆墨里，總有一天，會釀出一壇醇酒，醉我，醉你，醉他（她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