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市場總監的年薪應該在二十五萬到三十五萬之間。”
“那按最高算，月入三萬。月租一萬一，車貸大概七千，加上孩子學費、生活開銷，每月固定支出至少兩萬八。”
“幾乎是月光。”
“甚至可能是負的。”蘇婉說，“所以她確實缺錢。但問題是，既然缺錢，為什么不降低消費？住便宜點的房子，開便宜點的車？”
“面子。”
“對。這種人我見多了。離婚后最怕被人看不起，寧可刷爆信用卡也要維持體面。在同事朋友面前是成功女性，回到家對著賬單流眼淚。”
“但她在婆婆面前裝的是另一副樣子。”
“一個人兩張面具。在外面要光鮮，在家里要可憐。哪張都不能掉。”蘇婉停了一下，“晚晴，你有沒有想過，她為什么這么急著要你婆婆立遺囑？”
“為什么？”
“因為她可能快撐不住了。高消費把她拖進了泥潭，她急需一大筆錢來堵窟窿。三套房產就是她的救命稻草。”
這個分析說得通。
“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問題。”我說，“我婆婆才六十三歲，身體很好，前兩個月還去了趟云南旅游。為什么要急著立遺囑？”
蘇婉沉默了幾秒：“除非她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。”
“比如？”
“比如她可能病了，但沒告訴你們。或者——有人讓她相信，她必須立遺囑。”
第二種可能讓我胃里翻了一下。
如果有人在背后推動婆婆立遺囑，那個人最可能是誰？
周雪。
“晚晴，你得想辦法搞清楚你婆婆的真實狀況。”蘇婉說，“別直接問，側面打聽。看她最近有沒有去過醫院，或者行為上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。”
掛了電話，我發動車子，往家開。
一路上我都在想一個問題：如果周雪真的在設局，她的終極目的到底是什么？
只是三套房子？
還是更大的東西？

到家的時候，周恒正在廚房炒菜。
“回來了？今天怎么這么晚？”
“加了會兒班。”
我坐到沙發上，裝作不經意地問：“周恒，**最近身體怎么樣？”
“挺好的，你也看見了。”他從廚房探出半個身子，“怎么忽然問這個？”
“沒什么，就是覺得她突然要立遺囑，有點反常。”
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