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畢業那年分手，她出國，他留在國內創業。沒有人告訴我他們什么時候重新聯系上的，或者從來沒有斷過。
我只知道溫以寧寄來的明信片開始出現在我們家的各個角落。冰箱貼上壓著一張倫敦眼的夜景。書房的抽屜里放著一張愛丁堡城堡。陸淮舟說只是老同學寄的，我想多了。
后來明信片變成了包裹。一條圍巾，一瓶香水，一本英文原版書。陸淮舟說她***一個人不容易，我說好。
再后來，包裹變成了一條消息：“我要回國了。”
那是去年秋天。陸淮舟收到消息的時候正在吃晚飯，筷子頓了一下，然后繼續夾菜。他沒有跟我說。我是第二天從他手機屏幕上看見的。
我沒有問。
不是不想問。是我發現問已經沒用了。他的表情變了——不是慌張，不是心虛，是一種很輕很輕的松動，像長久繃著的東西終于找到了可以落下來的地方。
那一刻我知道，我輸了。
不是輸給溫以寧。是輸給這七年。
七年里我把自己一點一點掏空，填進他的人生里。他的人生滿了，我空了。
去年冬天我開始覺得胸口悶。一開始以為是累的，沒在意。后來疼的頻率越來越高，疼的時間越來越長。今年三月份，我掛了號，一個人去的。
做完檢查，醫生讓我坐下。
“家屬來了嗎？”
“沒有家屬。”
他沉默了幾秒，把片子推到燈箱上。我看見一片灰白色的陰影。
“惡性，”醫生說，“建議盡快住院。你一個人……我建議你通知一下家人。”
我走出診室，在醫院門口的花壇邊上坐了四十分鐘。春天了，玉蘭花開得正好，白色的花瓣落了一地。我想起我媽抱著我在玉蘭樹下的那張照片。
我翻開手機通訊錄。手指停在“陸淮舟”上面，停了很久。然后我往下滑，找到另一個名字。
七年沒有撥過的號碼。
響了三聲，對方接了。
“沈鳶？”江渡的聲音有一點不確定，“是你嗎？”
“是我。”
“……好久不見。”
“我想請你幫我做一件事。”我說，“你是律師，對嗎。”
沉默了幾秒。
“是，”他說，“你說。”
我掛了電話，把診斷書折好放進包里。抬起頭的時候，一朵玉蘭花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