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方晴，你還有三十天。”
律師的聲音透過電話傳來，冷靜得像在宣讀一份商品說明書。
我捏著手機，指節發白。客廳里，陳默正端著咖啡杯，慢悠悠地走向陽臺。晨光落在他熨帖的襯衫上，勾勒出依舊挺拔的背影。十年了，這個男人連喝咖啡的姿勢都沒變過——左手托著杯底，右手拇指輕輕摩挲杯沿，目光投向遠處，仿佛在思考什么重要的事。
可我知道，他什么都沒想。
他只是習慣了這樣站著。
“方小姐？”律師提醒道，“三十天后，如果雙方仍未就財產分割達成一致，**將按照現有證據進行判決。根據您丈夫提交的材料，您名下的工作室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我打斷她，聲音干澀，“那間工作室，是他婚前給我買的。”
“是的。但婚后三年，他用個人賬戶陸續向工作室注資七十八萬，這些轉賬記錄很清晰。”律師頓了頓，“陳先生主張這部分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的投資，要求分割工作室增值部分的百分之五十。”
陽臺上的陳默轉過身。
他看見我站在玄關接電話，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一下。那是他表達不滿的標志性動作——眉心聚起兩道淺淺的豎紋，像用尺子量過一樣對稱。
我掛斷電話。
“誰的電話？”他問，語氣平平。
“律師。”我說。
陳默的咖啡杯停在半空。兩秒后，他放下杯子，陶瓷底座與玻璃茶幾碰撞出清脆的響聲。“又聯系律師了？”他走到我面前，身高帶來的壓迫感像一堵墻，“方晴，我們說好了，這三十天是冷靜期。不是讓你去找律師鉆空子的冷靜期。”
“我沒有鉆空子。”我抬頭看他，“你的律師不是在三天前就給我的律師發了分割方案嗎？七十八萬的投資，要分走我工作室一半的股權。陳默，那間工作室現在估值多少，你比我清楚。”
“估值是虛的。”他移開目光，“我要的是公平。”
公平。
這個詞從他嘴里說出來，有種荒誕的喜劇效果。
十年前我們結婚時，他一無所有。我父母極力反對，說這個從縣城考出來的窮小子配不上我。我那時二十五歲，滿腦子都是愛情童話，偷了戶口本和他領證。婚禮在城中村的小餐館辦了三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