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看我的方式就像在看一件有瑕疵的貨物，不值原來的價了，但也不能直接退貨，只能將就著用。
離婚后我搬回了母親家。我媽在我六歲那年和我爸離婚，一個人把我拉扯大，吃了很多苦。她說得最多的話是“你要爭氣”，第二多的話是“你不要像我一樣”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就和她一樣了，一樣被命運按在地上摩擦，一樣在深夜把眼淚咽回肚子里，第二天照樣笑著出門上班。
我在市里一家培訓機構當英語老師，收入不高，但足夠養活自己。離婚這件事在小城市傳得很快，同事們的目光里有好奇、有同情、有躲閃，也有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。培訓機構的老板娘私下找我談過一次話，大意是讓她老公少來招惹我。我愣了三秒鐘才反應過來她在暗示什么，那個肚子大到快看不見自己腳尖的男人，我躲都來不及。
后來我開始在網上看一些關于女性生育焦慮的文章，發現我不是一個人。有太多太多像我一樣的女人，因為“不能生”而被否定了一切價值，好像**的功能定義了她們全部的意義。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說服自己，這不是我的錯，我的價值不取決于能否生育。可說服和接受是兩回事，當媒人第三次打來電話，提到“周先生的情況和你差不多”時，我的心還是跳了一下。
不是因為找到了歸宿，而是因為找到了同類。
周延川約我第二次見面，是在他公司樓下的茶室里。那天他剛從礦上回來，風塵仆仆的，穿著一件深色的夾克，領口處有細微的煤塵。他點了普洱，給我要了一杯***茶，說這個溫和些。
“你的情況，媒人都跟我說了，”他抿了一口茶，“我也是。”
他的語氣太平靜了，平靜到不像在說自己的人生缺憾，而是在討論一個無關緊要的事實。
“什么原因？”我問。
“小時候的事，”他放下茶杯，頓了一下，“煤窯塌過一回，埋了三天，傷了根本。”
他說這些話的時候，目光落在窗外的一棵銀杏樹上，秋天的葉子已經開始泛黃。我看著他線條分明的側臉，第一次注意到他左耳后面有一道很淺的疤，從耳后一直延伸到發際線，像一條被時間模糊了的印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