落里，是我白天收拾好準備明天帶去醫院的一些換洗衣物。
我拎起箱子，走進了夜色里。
當晚，我在醫院附近的快捷酒店開了間房。洗完澡，我站在狹小的窗戶前，看著外面街道上零星的車燈。沒有一盞是為我亮的。
我拿出手機，沒有再給**打電話。
我打開瀏覽器，輸入：本地擅長處理家庭**的律師。
三天。我給了**三天時間。
這三天里，他只給我打過兩個電話。
第一個是那晚麻將散場后，大概凌晨一點。“小雅，你在哪兒？我把鑰匙給你送過去。”
我說：“不用了，我已經住下了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隨即語氣變得煩躁：“你別鬧脾氣了行不行？快回來，媽都生氣了！”
我直接掛了電話。
第二個是第二天下午，他發來一條微信語音，**音里還能聽到劉玉芬的嚷嚷聲：“林雅你到底想怎么樣？為了一把鎖，至于嗎？你這樣讓我在親戚面前很沒面子！”
我沒有回復。
然后，就再也沒有然后了。
他沒有問我在哪里。沒有問我住得怎么樣。沒有問我爸的病情。
也許在他看來，我只是在耍小性子，等氣消了，自然會低聲下氣地回去，回到那個被換了鎖的家，接受他們王家“天經地義”的規矩。
第三天下午，我的律師，陳靜，告訴我：“訴狀已經送到**單位了。”
陳靜是個四十出頭的女律師，短發，干練，眼神銳利得像手術刀。我把所有事情和盤托出：婆婆要錢，換鎖，**的“忍忍論”。我拿出了我爸的病歷、藥費單、我和**的通話錄音。
“你的訴求？”陳靜問。
“離婚。”我說得沒有一絲猶豫。
“財產？”
“房子是我婚前買的，車也是。沒有共同財產。婚后收入依法分割。我只要快。”
陳靜推了推眼鏡：“你是我見過最冷靜的當事人。這個案子事實清晰，唯一的問題是，對方可能會用‘家庭倫理’、‘長輩苦心’來糾纏你。”
我想起酒店窗外冰冷的夜色。
“我不在乎。”
當晚，我的手機被打爆了。我一個都沒接。
晚上十點半，酒店房間的門被拍得震天響。我打開門——門外站著**、劉玉芬，還有**那個游手好閑的弟弟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