遞過去。
沈曉雨沒接。
她的手在發抖。
姨父沈建國一把搶過**，搖晃，聽聲音。
“輕飄飄的！能有什么？！”
他瞪向我，眼珠血紅，“蘇清越！是不是你搞的鬼？！你給你小姨灌了什么**湯？！”
所有目光像箭一樣射過來。
我站起身。
黑色大衣，及膝靴子，頭發在腦后挽了個簡單的髻。
早上出門前我照了鏡子，確保自己看起來足夠得體，也足夠疏離。
疏離到能隔開那些即將到來的道德綁架。
“我沒有。”
我說，聲音不高，但足夠清晰，“這是小姨自己的決定。”
“放屁！”
三姨尖著嗓子，“靜宜最疼曉雨！怎么可能把房子給一個外人？！還是你這種、這種……”
她沒說完，但我知道后半句。
還是你這種自私冷血、不懂人情世故、三十歲還不結婚的怪胎。
家族里給我貼的標簽，我一直都知道。
“周律師。”
我看向他，“遺囑里，有沒有說明小姨為什么這么分配？”
周律師看我一眼，點了點頭。
“沈靜宜女士留有一封補充信件，委托我在必要時宣讀。基于目前情況，我認為必要條件已觸發。”
他展開一張信紙。
紙張是普通的A4打印紙，但抬頭用鋼筆手寫了一行字，字跡娟秀，是小姨的筆跡：
《給我愛的，和愛我的所有人》
2
周律師清了清嗓子，開始讀。
「當你們聽到這封信時，我應該已經不在了。
不用難過，至少不用為我難過。
這五十二年，我活得很充實。
一個女兒，一個妻子，一個母親，一個兒媳，一個嫂子，一個姨媽。
我扮演了太多角色，以至于忘了自己本來是誰。
確診那天，我一個人去的醫院。
拿到報告，坐在醫院走廊的長椅上，我想了很久。想我這輩子還有什么遺憾。
奇怪的是，我想起的不是沒去過的地方，沒吃過的東西，沒穿過的漂亮衣服。
我想起的，都是些很小很小的事。
比如，我海鮮過敏。
但結婚第一年除夕，婆婆做了海鮮大餐，建國說‘媽辛苦做的，吃點沒事’。
我吃了，半夜渾身起疹子，喘不過氣。
他睡得沉，我自己打車去的急診。
后來每年除夕都有海鮮，我每年都吃一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