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出頭，做婚姻訴訟做了十二年。
第一次見面時他說：“程老師，你那個視頻我看了，作為個人我佩服你的勇氣。但作為律師，我得提醒你，對方反訴你侵權，在法律層面不是完全沒有道理。”
我當時問他：“那我會輸？”
他想了想：“不好說。關鍵看法官怎么認定’公共利益’和’隱私權’的邊界。”
但現在情況變了。
我把兩組對比截圖發給他的時候，他沉默了整整兩分鐘。
然后回了四個字：
“來一趟。”
方旭的辦公室在一棟老寫字樓的七層。
窗戶正對著馬路，外面是石家莊三月灰蒙蒙的天。
他把我帶來的材料在桌上一字排開。
原始截圖。
孟昭遠提交**的版本。
一一對應。
三處篡改，時間戳一致，但文字內容完全不同。
方旭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梁。
“程老師，你知道他這么做意味著什么嗎？”
我點頭。
“偽造證據。”
“對。”他把眼鏡重新戴上，“在民事訴訟中偽造證據，輕則訓誡罰款，重則追究刑事責任。”
“更重要的是——”他用筆敲了敲桌面，“他主動提交偽造證據給**，性質比一般的撒謊嚴重得多。這叫妨礙司法。”
我看著那幾張截圖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去年十一月十四號那天晚上，孟昭遠確實沒有回家。
我給他打了三個電話，他都沒接。
凌晨一點多他回來，衣領上有一縷我不認識的香水味。
那是我第一次起疑心。
現在，他把那個晚上的“今晚老地方，我想你了”改成了“今晚開會”。
好像改了字就能改了事實。
方旭問我：“你手里的原始截圖，保存方式是什么？”
“手機截圖，原圖。還有一份，是我當時直接導出的微信聊天記錄。”
“導出記錄里有完整的時間戳和消息編號？”
“有。”
方旭笑了。
“程老師，我做了十二年婚姻案子，偽造證據的人見過不少。但像你老公這種——主動把偽造的東西交到法官手上的，還真不多。”
他把所有材料收進文件袋。
“接下來，我們做司法鑒定。”
“鑒定結果出來之前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什么都不要說。尤其不要讓孟昭遠知道你發現了這件事。”
我說